安顿好老胡后，彭长宜又找到服务员，告诉她客人喝了酒，让她过一段去看看，嘱咐好了服务员，他才轻手轻脚地下了楼。
他看见王圆和女领班在楼道里说话，才知道樊书记没有去休息，他们还在会客室。
于是自己也推门进去了，朱国庆、高铁燕和古华还都在。
彭长宜便悄悄坐在旁边，听着樊书记说话。
樊文良说道“基层工作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好干，一哄而上是最简单最省事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有些工作需要这种冒进和一刀切的手段。现在人们习惯拿当时的大跃进说事，甚至评判有多么多么的错误。”
说到这里，樊文良的眉头皱了一起，说道“现在你评判它是错误，但是在当时这种声音并不是主流，我们是以后来人的眼光在审视当年的事情，这是不科学的态度，包括对以往各次历史事件的评判，其实都歉科学，原因就在于你是带着后来者的眼光看的。就说当年的大跃进，主席自己也知道，但是没办法，我们建国后十年了，就需要这样一种精神，一种民参与建设新中国的热火朝天的精神，冒进是难免的，但是如果在精神与冒进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无疑，我也会选择精神。”
“精神，其实是一个国家的精髓，即便这件事是失败的，但是只要有精神在，有这么一种不甘落后敢于强大的精神在，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事实证明，在当时国内国际那样一种大环境中，这种精神还是需要的。”
他喝了一口水，又慢条斯理地说道“如果你们意识到眼下大办经济实体这项工作会有危害，那就尽量规避，能规避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国家领导人也讲过，我们是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吗，既然是摸石头过河，就谈不上正确不正确，只有科学不科学。正确不正确，该不该是后来人评判的事。”
“什么事都是这样，有利有弊。你们能意识到的，肯定钟鸣义也会意识到，但是没办法，要出政绩，要搞试点，要推行某项举措的时候，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的做法。在基层施政，不用这种极端的手段难以达到预期的结果。1978年以来，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各级干部的意识形态和行动法条，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转型。”
“无论是锦安市还是我们关岛市，和国各地一样，都受这种气候的影响，中心任务和政绩考核受到大气候和小气候的影响。大气候就是中央和京州省的大政策和大形势，小气候则是本地的政策和形势以及亢州本身的实际。中国行政管理的“行政逐级发包制”以及目标任务逐级分解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基层的干部们‘干什么’以及‘怎么干’的问题，这使得成就和损失都可能很大，从而成为一个体制性问题，直到现在，不说锦安，就说亢州，在近十多年来的发展中，深深打上了这个体制性烙印。”
周围的人都在静静地听着。
樊文良又说“锦安市原来是农业市，亢州则是农业县，都面临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问题。所以1978年以来，我们的中心任务和政绩考核都是围绕‘农’和‘工’来做文章。大体来说，1990年之前基本是农业为主的时期，1990—1995年是工农并举的时期，1995年以后肯定是要以工为主的时期。从三个产业的构成来看，1991年以前，第一产业都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以后则逐年下降，第二产业在1995年开始和第一产业平分秋色，各占国民生产总值40左右，以后这个比例还会逐年增加。钟鸣义这个手法你们说是大跃进也不为过。”
彭长宜在组织部工作多年，他深深地能体会到樊文良说的这一点。
在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形势下，亢州的每任书记的施政理念和中心任务都是继承和创新并举。
历任市委书记基本是一张蓝图绘到底。而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等一些硬指标，历任市委书记则是各绘蓝图，各有其理念和主张。
樊文良的前任书记是亢州本地人，是亢州市任职时间最长的市委书记，比较清廉，作风踏实，重视农业，谨慎，务实，维护亢州利益，不折腾，保守守成的那种，对干部使用上力度不大。
樊文良则是对亢州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任市委书记，也是被后人认为是最有魅力最有效仿价值的市委书记，他继承了前任“不折腾”的理念，作风稳健、扎实，懂经济，不追求政绩工程，是亢州历史上首次提出工农并举，工业立市、工业富市、工业强市的市委书记，同时在农业上，重点抓了农业结构调整。使亢州开始走向强市，并被列入国首批500强市县。
他在任时另一个对亢州产生深远影响的就是会使用干部，干部搭配合理，每年都会恰当的调整干部，这样既能保证干部队伍的生命力，又能较好地激发干部们的积极性，当然，在这一点上，与组织部长王家栋的密切配合分不开。
到了钟鸣义这任，他有些刻意地要在亢州印上自己的印记，尽快消除樊文良的影响，比如下车伊始就免了两个科级干部，在他就任市委书记期间，对干部使用力度很大，能上能下，随意性较强，干部们时刻提心吊胆不说，在背后还怨声载道。
钟鸣义在任期间，在工业上，大办经济实体和个体私营经济，在农业上，推行高产高效的示范园区和小康村的建设，更以急躁冒进著称，使得他在任期间，亢州经济损失较大，留下的后遗症较多，另外，圈子思想严重，完背离了前任樊文良的工作思路，使干部一时难以适应，当然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