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约一千年前的北宋时期，第四位皇帝赵祯的第六个年号期间，发生了一件沸沸扬扬的滥用官府钱财案，钱财数量并不是很多，此案后来经查实，款项的使用大部分符合规定要求，也即府钱的使用并不会构成贪腐问题，但是这件事主角滕宗谅一时慌神，听闻朝廷派员调查此事后，怕牵连无辜竟将公款使用的账本烧掉，于是此事一波三折，反而坐实了滕宗谅的过错。此案原本只是小事件，对此案主角滕宗谅影响不大，可烧毁账本行径使得他成为众矢之的，好在范仲淹及欧阳修等人帮忙辩护，降官一级处理先贬为地方知府（州级地方行政长官）再职位贬半级未知州，但是这个事情被御史中丞王拱辰不断的弹劾，于是庆历四年春贬至岳州，今湖南岳阳一带。总体而言，滕宗谅犯错被贬，或许滕宗谅深知自己有错在先，故在岳州任职后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勤政为民，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后因治理地方颇有成绩而调任江南重镇苏州任知州。重修岳阳楼后，滕宗谅深知自己的过错给正在推行庆历新政的好友范仲淹带来不利影响，于是邀请范仲淹为之作文以记之，这便是范仲淹名篇散文《岳阳楼记》的历史背景。
《岳阳楼记》是学生时代必须全文背诵的篇目，其中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依然记忆犹新，尤其是后世赞不绝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充分诠释范仲淹厕身士林而鞠躬尽瘁的最佳说明。重修岳阳楼期间，改革力度颇大的的庆历新政如火如荼的开展，但是扩大相权，严密考核，减少恩荫及官员数量（力求控制冗官冗兵等）让很多既得利益惶恐颇有意见，针对新政的攻讦不断。新政期间，支持范仲淹的欧阳修不适宜的发表散文《朋党论》，于是指摘范仲淹朋党的议论兴起，顶不住压力的范仲淹借以防秋的名义出朝。离开朝廷巡视地方的范仲淹并未让新政的反对声偃旗息鼓，而是愈加激烈，顶不住压力的范仲淹索性请求外任地方，庸常的仁宗皇帝顺势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之职。参知政事是庙堂上的副相，相当于今日的国务院副总理，当时的首相为北宋著名词人晏殊，虽晏殊与范仲淹交好，但晏殊是个重自身名利的求稳政客，并未积极正面支持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倒劝范仲淹改革动作不宜过大。
范仲淹任职地方后，力推新政的枢密院副使富弼，被政敌构陷而惶恐不安，学范仲淹远离朝堂到地方上任职，同年九月，他那和稀泥的岳父晏殊也遭到弹劾被罢去首相职，随后庆历新政便宣告失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的留作时间为“时六年九月十五日”，也即范仲淹远离朝堂一年多后，因此文中的“迁客骚人”有意是指范仲淹和滕宗谅等人，但是他坚持尝试求仁古人之心，不管是身处朝廷还是外任地方，都秉承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崇高精神。庆历新政固然失败告终，但作为评价范仲淹的一大功绩是受到后世认可的，尤其对二十多年后的熙宁变法（也王安石变法）有直接影响，历史总是有很多匪夷所思的地方，庆历新政的积极推动者富弼、欧阳修和韩琦等人，却吊诡的都走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面。
古文经典《左传》有一段话，是士林阶层最高的理想，谓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也即简言之的立德立功立言等三不朽理念。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三不朽理念的历史名人，范仲淹算是挨近这个理念的代表人物，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好比其三不朽之一中的立言，他继承和发展儒家正统教育思想，任职地方时大力兴办教育并奖掖后进，他在西北戍边时，曾教导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张载成才，后者有立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然这样的话太过虚无缥缈，但也是立言存后世指引士大夫努力靠近。三不朽其二的立功，作为北宋名臣，推行新政便是立功之一，再者他在江苏修建海堰（范公堤仍有遗址），苏州治水和赈灾济民等方面功绩记录史册，其次更为重要的功绩是镇守西北边境，守卫边境稳定维护和平，也就是边塞任上，他创作了宋词少有的边塞词。
三不朽以立德为首，是士大夫最高的理想，但是立德是抽象的理想概念，并不像立功和立言一般可以量化和具体化。德组词时，常有道德、品德、美德、德行等，可见主要是指人的品行操守，引申为有道德的贤明之人，如果从这些层面去理解的话，范仲淹可及之，他逝世后谥号文正，后经屡次加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楚国公，特赠魏国公，相继从事于孔庙及历代帝王庙，足以证明受到士林及儒家传统的高度认可。据了解，德字在五行上为火，有火旺的寓意，寓意人意志坚定，可依靠自身的努力取得成功从而声名远播，《岳阳楼记》足以让范仲淹声名远播至今，尤其是学习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今为止，国内尚有多处纪念范仲淹的产物。出将入相的范仲淹也算是历史上的文武双绝，正如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说到，范文正公，当时文武第一人，后世对他的评价几乎一边倒的正面，多是称颂他是国之良人，可见能谓之立德。
德，按现代理念来划分，有公德与私德之别，公德则是对国家与社会，私德则是对家庭及个人品行，公德大体为热爱国家与奉献社会之类，私德为修身养性和滋养家庭。通常来讲，私德应远远重要于公德，公德会随时代和个人境遇而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尺寸，而且有时候与意识形态和立场有关，私德多与人性相关且具有恒久性，但凡是人就要面对修身和齐家的问题，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立德的要素，而修身和齐家摆放在治国平天下之情，可见修私德为先，私德基础上自有公德的提升。论私德，范仲淹是值得景仰的榜样，他开创的范氏义庄惠及后世子孙超八百载，这个义庄的运作模式，用我们现代的金融术语来说，就是豪门大户设立的家族基金，可见范仲淹的智慧超前。范氏义庄这个家族基金尽管不复存在，但是它的优良经验和做法依然是值得汲取的，它的旧址在上世纪创办了新式学校崇范中学，后又更名为景范中学，寓意尊崇和景仰范文正公之意。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学课本必背诵的名言，也算是范仲淹立言的代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范仲淹更为宏阔胸怀的表现，充分展示了其儒家士大夫精神的风貌。《岳阳楼记》是范仲淹散文中的名篇，也是因为这篇文章，很多人方能知晓范仲淹，尽管历史上范仲淹的确是值得欣赏的人，但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人们能熟悉的历史名人极其有限，若不是这篇传颂的名篇，哪怕他是“文正公”，尽管做到了三不朽，最终也是逃不了历史的湮没。较范仲淹晚出生半个世纪的苏轼，历史知名度远胜过范，这得益于苏轼的文学成就和诗词作品广为流传，其次在诗词国度的背景下，唐之李白和宋之苏轼及苏东坡之名，在所学的文史知识及考试要求中，犹如幽灵般存在，不熟悉他们都难，再者，李白和苏轼一样，很多经典名句传诵甚广，犹如苏轼的名句“春宵一刻值千金”和“天涯何处无芳草”，但凡年轻过的人，对这些语句必是有所耳闻，足以文学经典可有效提高知名度。范仲淹虽不及李白苏轼般深入中国民众脑海中，但是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存世，上面提到他曾创作过宋词中少有的边塞词，代表作主要为《渔家傲·秋思》和《苏幕遮·怀旧》，是范仲淹在西北立功期间创作的。
在推行新政外，范仲淹的立功主要体现在西北戍边履历上，从范仲淹的仕途历程来看，他是典型的文臣而非武将，由于宋代借鉴唐代藩镇割据导致中央政府逐渐式微的历史经验，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逐渐使用文臣领将的军事体制，因此宋代自第三位皇帝宋真宗以来的军事行动几乎是文臣充任主帅，甚至在宋徽宗时期，任用内廷的宦官担任军事主帅。文臣为帅，狭隘的讲便是所谓的重文轻武，这种说法是狭隘的认知，任何时代，为帅不代表要冲锋陷阵，而多是运筹帷幄之才，如果主帅冲锋陷阵的话，万一遭遇不测，反而不利于军事行动，好比三个臭裨将顶个诸葛亮，裨将可以领兵冲锋陷阵，而诸葛亮不能。硬说重文轻武，也没有错，几乎任何时代都是重文轻武，常言之文武而非武文，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多先讲文后述武，从语言论角度可知，文先于武。更为关键的是，文重要于武的层面还体现在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层面，文侧重于全方位，而武只是其中一环，放置个人身上亦是如此，武可体现在身体素质及力量上面，文则是文化修养素质及脑袋智慧方面，身体素质强固然很重要，好比人们十多年求学成长过程都是学文为主兼顾武，能影响到人上升到一定层次定是其文化素质及脑袋智慧而非身体素质，不过从辩证的角度上看，身体素质好亦是建立脑袋智慧的基础。
还是俗语“国家有难思良将，人到中年想子孙”所言甚是，武将发挥关键作用的时候多是国难乱世，因为乱世需要靠武力征伐而达到重新稳定的局面，因此可以看到，古典中国王朝时期的开创者，多有领兵武将的履历，但是治世时期，凡是对外战争抑或抵御侵略，武将地位都将大不如前，哪怕是唐朝的藩镇割据时代抑或民国的军阀时期，节度使或军阀也多是文臣履历多过戎马生涯，武将华丽变身成为文臣常见，而文臣转向武将则不易。重文轻武抑或文必先于武，不仅是历史传统，更是世界通行的做法，武将压倒文臣的时候，不仅容易滋生军事政变甚至演变为军国主义，因此历朝历代压制武将坐大是通行的做法，好比今日的国家军事体制一样，地方的军方首脑在地位级别上面都低于地方行政长官，甚至受地方长官节制。宋代为了避免重蹈藩镇割据的覆辙，也的确压制了武将地位，甚至使得文臣一度瞧不起武将，在宋代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宋代名将狄青，狄青是范仲淹奖掖提拔的边将，后平叛有功被宋仁宗擢升为枢密院副使，后再晋升为枢密使，大致相当于主官国防的国务委员，位列宰辅，然而他的武将身份备受文臣的责难，甚至曾经携手共进的文臣之友们，也认为武将出身的他不该跻身庙堂高位，最后为了保全名声而被罢免宰辅之职任地方。
宋代是否重文轻武是值得研究考证的课题，因为宋代对外战争上屡处下风就怪罪于轻武，是妄断下的结论，更何况为了保证政权稳固，任何朝廷都不敢怠慢军备建设和军事将领的培养，近现代高科技的发展，率先使用大多先投入军需领域，足以说明轻武是个伪命题，而重文则是人类普遍的，犹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重文在宋朝倒是出名的，其实它的本质是重视士大夫建设，并且宋代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取士制度，据说宋代士大夫待遇为历朝历代之冠，据看电视剧《清平乐》中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说法，大致推算下，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时的年俸禄大约相当于能养三百之家，其真实性有待考证，如果说副相实打实的年俸能养三百之家，对于农业时代的宋朝，高薪是无疑的。再说到范仲淹设立的范氏义庄，首批经费的用途便是购置一千亩良田，这么多良田都得需要靠他多年的俸禄积攥下来，还有义庄的运营经费，总而言之，范仲淹的个人成就有很大一方面是处于幸运的时代。
再幸运的时代，也会有很多小插曲，范仲淹被派往西北镇守边境，的确也是宋代经济发达而军备疲弱所造成的，首先宋朝是在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基础上建立的王朝，部分领土如南唐和后蜀等则是通过武力征服获得，有些则是臣服或者认宋朝为宗主国的形式存在，位于宋朝疆域的西北方向的西夏政权（今西北甘肃青海等地）便是如此。西夏政权的起源是晚唐时期的藩镇节度使，其历代军事首脑都臣服中原政权，直到宋仁宗时期，西夏政局变化后，突然向宋朝表示不再称臣还大举进兵边境，便是历史书上提及的宋夏战争。宋朝征服南唐、南汉及后蜀等割据政权尚可，但是面对北方的辽国和西夏，则是败北居多，《杨家将》的故事取自宋真宗时期，它说明宋代对北用兵方面处于下风，没办法的宋真宗有次还被臣下胁迫亲征，从而在大名府（今北京一带）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被后世戏称为花钱买和平。面对西夏政权的突然变卦和进犯，宋仁宗原本通过武力迫使西夏臣服，殊不知宋军表现不尽如人意，败多胜少，范仲淹便是这样背景下被派往西北的。
范仲淹在西北立功，并不是通过指挥军队打胜仗使得西夏臣服，而是强化自身的防御措施，通过外交及经济手段促使西夏继续向宋朝称臣。范仲淹到西北任职时，宋军已经吃过一次震惊朝野的大败仗，为一雪前耻的宋仁宗，命令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而范仲淹则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守备，徐徐渐进再图之。当时西北边防的第一长官是曾担任过宋仁宗老师的安抚使夏竦，范仲淹及韩琦为副手分别驻守不同的地方，夏竦和韩琦轻敌出兵西夏，不过遭遇惨败，受牵连的范仲淹也被降职，但是仍然镇守西北，夏竦和韩琦则是难辞其咎而被调离西北。后来，西夏再次大举进犯，宋军再次大败，或许是范仲淹的幸运，西夏大军在范仲淹前，则未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范仲淹在西北任上，有一件事情受到朝廷的责难，私自与西夏政权取得联系，就寻求和平进行桌面下谈判，后来西夏首领请求议和，西夏效仿辽国要求宋朝花钱买和平，而西夏恢复以前向宋朝称臣的外交政策。花钱买和平政策利弊暂且不论，倘若军事上不敌人家，能够花钱买和平不失为良策，犹如汉代多次采用和亲政策促使边境安宁一个道理。
提及范仲淹，多言之范文正公及北宋名臣，殊不知他亦是文学家，留有几首值得欣赏的诗词，他的诗词放置浩瀚的诗词典籍中，的确是不显山露水，不过就范仲淹的辉煌事迹而言，他的佳作着实也应该细细品味一番，尤其是他西北时创作的边塞词。他曾创作过一首五言绝句《江上渔者》，是他看到底层百姓不容易时的感慨之作，殊不知底层百姓的不容易，有一部分原因是范仲淹等士大夫阶层待遇太好造成的。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背景，基层农民的生计向来艰辛，进入工业文明时期，底层百姓的生活依然艰辛，科技的进步并没有完全消除绝对贫困，而相对贫困是永恒的存在的，身居高位的范仲淹能创作出关怀底层百姓的诗作，颇为值得赞赏，把底层人民的艰辛生活当回事，这乃是为政者品德高尚情操之所在。他的边塞词《渔家傲·秋思》，同样具备相似的情怀，具有反战意识，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边境争端，正所谓战端一开死伤难料，不可轻言战争，倘若能通过经济措施和外交手段获得边境和平，固然最佳，这样的思想贯穿他在西北任上，当然也是宋军处于下风的无奈之举。
《渔家傲·秋思》
（宋）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是作者身处边塞军营中的感怀之作，题目中的秋思两字表明，作品描写边塞将士对家乡深深地思念之情。词的上阙描写边塞秋冬时节的辽阔荒廖，秋天来临之际，边塞风景开始与内地的大不相同，大雁飞回南方的衡阳都不带点留恋之意，军营里的号角声吹起，周围的战斗声也将随之而来，层峦叠嶂绵绵数千里，落日时分，长烟映照下，孤零零的城门紧闭，勾勒出萧瑟悲壮的边塞风景图。词的下阙抒发了边塞将士们的愁绪和作者忧国的情怀，畅饮一杯浊酒，不由自主的想起万里之外的亲人，然后边塞战事未平，功不成名不就，致使归途几时尚无法预料，远方羌笛的悠扬歌声传至早已经开始结满雪霜的军营，夜不能寐，操持军计的将军们都愁白头了，戍边将士因在夜里思念亲人而流泪，形象生动鲜明的呈现出边疆将士们艰苦生活情景。